美国:政府停摆航班瘫痪
截至2025年11月11日,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已持续41天,导致全国航空运输系统陷入严重瘫痪。
上个周末,近3000架次航班被取消,周一(11月10日)情况持续恶化,仅当天上午就已出现1595架次航班取消、1440架次延误。
众议院共和党人将政府拨款与加强边境安全及削减《平价医疗法案》等核心项目挂钩,而参议院人则拒绝相关条款,指责对方捆绑“毒丸政策”,最终导致联邦政府自10月1日起陷入停摆。
尽管全美约1.3万名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要求无薪工作,但人员短缺和经济压力持续加剧系统风险。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主席尼克·丹尼尔斯指出:“管制员面临的是经济困难,而非健康问题。难以想象他们在承受房贷压力和食物短缺的同时,如何保障航空安全。”
11月10日,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向管制员喊话,要求其立即返岗,否则将面临“大幅扣薪”,并承诺向留守岗位者发放1万美元奖金。该言论引发强烈反应,进一步激化矛盾,导致更多管制员以请假方式参与抗议。
目前,从纽瓦克到芝加哥等多地枢纽机场运行近乎中断,空中交通网络持续恶化。有分析认为,若政府停摆未能尽快解决,美国航空体系将面临彻底停摆风险。
比如说,两辆汽车在一条单行道上迎面对冲,司机都赌对方会先害怕而转向避让。谁先转向,谁就被视为“懦夫”,在接下来的政治谈判中就将处于下风。过去几十年里,这个游戏虽然惊险,但总在最后一刻,出于对共同毁灭的恐惧,双方会勉强达成妥协,让政府得以继续运转。
以前的政府停摆中,其带来的痛感往往是分散的、甚至是符号性的:国家公园关门,一些博物馆闭馆,部分非核心公务员“被休假”。公众会感到不便,但社会的基本盘依旧稳固。
其中之一,便是航空运输系统这一重要产业,被推上了赌桌。当一方意识到,只要将停摆持续足够长的时间,就能迫使空中交通管制员这类“必要”岗位的员工在无薪状态下工作直至崩溃,进而导致全国航空系统瘫痪时,他们便掌握了一种能对全社会即时施加巨大痛苦的战略武器。
按照现在的趋势看,已经不再是警告性的鸣枪,而是将全体公众挟持为“人质”,以此来逼迫政治对手屈服。这种策略的本质,是将国家的基本服务功能作为抵押品,其风险与后果是指数级增长的。
他选择绕过代表空中交通管制员集体利益和专业声音的工会组织,直接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,对一线工作人员发出了一道混合着威胁与利诱的指令。他命令所有管制员立即返回岗位,否则将面临“大幅扣除工资”,并会在其“记录”上留下污点;同时,他又向那些他所谓的“伟大爱国者”许诺高额奖金。这种沟通方式,是高度“去制度化”和个人化的。
他试图用简单的“爱国”与“背叛”的二元标签,来切割一个复杂的、关乎专业操守和个人生计的问题,无视了管制员们最核心的诉求——为他们已经付出的劳动获得应得的报酬,以及在工作中心理和生理上的基本保障。
他将一场因“经济困难”引发的、合情合理的职业倦怠与抗议,强行扭曲为一场政治忠诚度的测试。其结果,非但没有激励人心,反而“引发了炎症”,进一步毒化了政治氛围,加剧了系统的崩溃。
政治僵局便从一个围绕预算数额和政策细节的“争执”,升级为一种“关键国家基础设施绑架模式”。它向未来的所有政治参与者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剧本:当你觉得在谈判中处于劣势时,不妨考虑将整个国家的命脉系统作为筹码,将公众的日常生活作为施压的工具。
电网、金融网络、互联网根服务器……任何同样关键且脆弱的系统,在未来都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这种模式的常态化,将是“西方民主治理”的一场漫长噩梦,其代价,远非任何一次政府停摆所能衡量。
另外,航班取消的问题出现时,市场上美国航空、达美航空、联合航空的股价应声下挫。这看似是市场理性的即时裁决——混乱出现,航空股下跌。然而,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判断,恰恰暴露了传统金融的盲区。
它只看到了表面的混乱,却未能洞见其下深层的断层结构,市场在为一个短期事件定价,却严重误判了这场危机对行业根基造成的持续性内伤。
金融市场习惯于看待工厂、飞机等有形资产,认为它们损坏后可以修复或替换。但它难以量化一群精疲力竭的专业人士所流失的信心与专注力。空中交通管制,是一门将毕生经验、肌肉记忆和极端冷静注入每秒决策的艺术。
当这些专业人士连续数周在无薪的焦虑中坚守,担忧着房贷和生计,他们的精神防线与职业尊严正在被持续侵蚀。这种损耗不是简单的“复工”就能弥补的。技能的钝化、注意力的隐性滑坡,以及最重要的——那种支撑着他们将成千上万生命安危系于己身的使命感,一旦出现裂痕,修复过程漫长而艰难。
更可怕的是人才流失,那些花了数十年培养的资深管制员,很可能在此次事件后心灰意冷,毅然提前退休或转行,而培养一名合格的新人,却需要长达数年的严格训练。
所以,这个停摆行动,实质上是对美国航空业最核心、最不可替代的人力资产进行了一场鲁莽的“资产减记”,其负面影响将绵延数年。
过去,投资者看重的是机队规模、航线网络和客座率。但现在,一个全新的维度被强行凸显出来:“政治风险韧性”。
像达美航空这样拥有庞大海内外网络的公司,其全球航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绕开美国本土的空域混乱,强大的现金流也能支撑它们度过更长的寒冬。
相比之下,那些高度依赖国内枢纽、靠高频率和薄利多销生存的低成本航空公司,其商业命脉与此刻瘫痪的系统紧密捆绑。它们的商业模式在阳光下欣欣向荣,却在政治阴霾面前无比脆弱。
我认为,未来数年,精明的投资者将为这类公司永久性地打上一个“国内政治风险折扣”,因为大家终于清醒地认识到,华盛顿的决策,已然成为影响企业生存的不可预测变量。
如果美国的航空网络变得不可信赖,那么企业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其运营逻辑。高质量的远程协作技术与虚拟现实会议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,因为这直接替代了变得不确定的商务旅行。
高净值人群和关键商务人士会转向私人航空、包机服务,或者在拥有高速铁路网络的地区,优先选择地面交通。更进一步,全球企业将审视其依赖航空货运的“准时制”供应链,意识到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易受政治冲击的篮子里是何等危险。
对美国而言,它暴露了一个“超级大国”在政治内讧面前的极度脆弱。这将成为其全球竞争对手评估其长期实力时的一个关键案例,也会潜移默化地动摇美元资产和美国商业环境的“安全港”地位。
而在全球商业与投资者身上,不容忽视的,是“政治风险”问题,这不再是新兴市场的专属标签。它会成为在美投资必须评估的核心变量。
而对众多的普通人来说,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、相互依赖的系统中,这个系统的稳定,依赖于那些通常看不见的专业人士和制度诚信。